聂俊峰博士：宗庆后“传宗”起波澜与中国民企传承未了局

日前，“国民饮料”娃哈哈的继承风波事件，再次将中国民营企业传承的深层困境暴露于公众视野。京华世家董事长聂俊峰博士发表专栏文章，以一场跨越代际的血缘诉讼为切口，撕开了中国民营企业家群体隐秘的传承“伤疤”。正如文中所说：当宗庆后一代企业家渐次谢幕于中国商业史，我们终将发现：人无完人、业有圆缺，血缘与情爱可以隐藏，但财富传承永远需要阳光下的制度……

2025年盛夏，财经媒体的头条热点竟然是娃哈哈创始人宗庆后先生身后的继承纷争。当三位“自称”宗馥莉同父异母弟妹的宗氏三兄妹，手持香港信托文件与杭州股权继承诉状撕开财富归属权益的帷幕之际，“国民饮料”娃哈哈在创始人宗庆后去世之后的“传宗”继承再起波澜。

由于相关事件的关键信息属于宗庆后及其家族成员的隐私，其中的是非曲直至少涉及中国内地、香港与美国等地的民事继承、信托与税务法律，因此在司法尚未落槌终审之前，外人很难进行预测或判断。

然而比21亿美元离岸信托纠葛和200亿在岸股权继承争夺更致命的，是娃哈哈品牌与宗庆后长期人设的彻底反转——这场由血缘官司撕开的道德裂缝，也许会将民族企业的“家国叙事”碾为商业史上最昂贵的粉尘。

娃哈哈的“传宗”波澜再一次警示中国企业界：在创始人步入黄昏之际，企业必须彻底摆脱“家长文化”和道德光环，回归战略规划、产品生命力和家业制度治理。

从50后到60后的企业家们，要想实现企业的接班“传宗”和财富的有序继承都必须依靠以信托制度为核心的家族与公司治理。当宗庆后一代企业家渐次谢幕于中国商业史，我们终将发现：人无完人、业有圆缺，血缘与情爱可以隐藏，但财富传承永远需要阳光下的制度。

在媒体热议“大瓜”的背后，必须清醒认识到：娃哈哈的股权结构和宗庆后式的复杂血缘家庭绝非中国企业家群体的孤例。相反，娃哈哈股权的演变与宗家如今面临的继承权纷争，在中国企业家群体中具有相当广泛的代表性。

然而遗憾的是，与宗庆后同时代的企业家们面对这一“传宗”接班的必答题时，基本都处在无知无觉和半知半觉状态。

所谓“无知无觉”就是对“身后事”采取回避的态度——所有的关于遗嘱、信托、保险等财富与事业传承的技术性事物，在很多企业家那里“谈起来重要、干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所谓“半知半觉”就是对财富传承“遇人不淑、见事不明”。

企业家作为高净值人士，其身旁不乏目的性较强、情绪价值到位的各色机构和“卖方”人士，但是基于过往创业创富的人生辉煌，自信、自负让他们很难信任与托付独立中立、专业靠谱的家族办公室团队并且由其长期陪伴。

境内外大型金融机构虽然具有天然的信用优势，但是作为“卖方”不可能替企业家安排周全详尽的传承方案——宗庆后以及此前的余彭年、梅艳芳等人身后的信托变故已经一再证实这一点。由于劣币驱逐良币的自然规律，很多企业家信任了不靠谱的机构和个人、选择了不周全的方案、投资了不合格的产品。

事业和财富的传承在宗庆后以及很多企业家那里是通过碎片化的信息反馈和应激反射式的决策来进行“熵增式”安排的。所以我们会不断看到影视剧中豪门恩怨、家产纷争的剧情在中国企业家身后反复上演。

《尚书·洪范》提出“五福”概念：寿、富、康宁、攸好德、考终命。中国民企的传承应该追求“五福圆满”。宗庆后的身后事折射出中国民企传承未了局中的三大当局者迷思：

与娃哈哈的情况类似，20世纪80年代开始很多民营企业家为了事业的“路条”，在创业之初都与国企或集体企业产生复杂微妙的投资或“挂靠”关系。从杭州的娃哈哈到青岛的海尔再到北京的联想——国有或集体企业孵化了“民族品牌”的初生。

可是在其后的历史进程当中，企业家才干是企业发展壮大的主要推动力。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数据，1998年全国城镇集体企业清产核资中，逾32%企业存在产权归属争议。

从1990年代末到新世纪，虽然很多企业完成"MBO转制"，但是在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过程当中，民企先后面对各种有色眼镜，从郎咸平到司马南之流非议不绝。股权结构当中的国资成分延续至今便成为企业和企业家传承的最大利益相关方。

即使是那些彻底摆脱了国资成分或者成立伊始即100％私人股份的民营企业，普遍存在的股权结构是“夫妻店”或“兄弟帮”。创始人与配偶（第一任）共同持股最为普遍，如四川新希望、宁波杉杉、北京泰康保险、重庆龙湖地产、山西三佳集团等。这种家庭成员直接持股的股权结构安排在那个时代有其天然的合理合情性。

然而随着企业的发展与时代更迭，民企简单粗放的股权结构，一方面容易在产业转型与科技迭代的周期中，因决策封闭与战略短视令公司治理失效；另一方面，随着企业家年事渐长，传承危机、婚姻变故、代际冲突与公私债务混同等自然人民事行为风险，都给公司经营管理带来巨大不确定性。

血缘能凝聚创业团队，却难以替代现代企业制度。借鉴欧美百年家族企业传承的成功经验，唯有将所有权“家族信托”化，实现所有权、管理权和受益权“三权分离”方能从根本上避免人亡事乱的弊病。

媒体报道宗馥莉“同父异母”的3位弟妹在境外出生于1995年以后，企业家的“中年危机”、人生敏感与普通人无异。何况宗庆后这一代企业家经历了中国最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周期，男女有别、“多子多福”的中国式传承文化对这一代人有根深蒂固的影响。

笔者团队长期跟踪境内外上市公司及知名企业创始人与高管婚姻变动及“分手费”情况，2015-2024年信息统计发现，10年间离婚再婚企业家有上百位。企业家婚变往往成为最具点击量的“财经娱乐新闻”。

企业家婚育固然属于私德，不宜苛责也不应背负人设包袱，但婚姻与子女关系关乎着企业股权和家庭财富的继承与分割。简单粗放的股权安排遭遇丰富多彩的情感婚姻已经成为中国民营企业代际传承的最大风险。

娃哈哈自宗庆后身故延宕至今的各种变故，正在揭示中国家族传承最私密也最脆弱的软肋——创业一代感情生活与治理架构的双重混沌。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人性皆有缺憾，现代财富管理行业的发展使家族信托和专业家族办公室成为企业家及其家族传承的制度和机构依赖。中国本土家族信托历经了12年发展在曲折中前行，北京、上海、杭州近期先后出台了不动产和股权信托登记试点。

面对“传宗”交班的时代难题，民营企业家们应该借鉴欧美百年淬炼的普遍经验，破除“半知半觉”的碎片化误区，形成科学传承的系统认知：将股权家族信托化、聘任独立家族办公室陪伴传承、与家族办公室一道设立传承制度——家族宪章“以法治家”。

如此三位一体的长远规划既能够帮助企业家弘扬人性的善，也可以弥补人性的缺憾包括那些“奋不顾身的爱情”。所有试图用道德外衣包裹财富传承的行为，都是为未来“债权人”准备的盛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