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是，娃哈哈只是开始，内地豪门恩怨将迎爆发期

豪门恩怨比宫斗戏还精彩，最近的宗庆后遗产纷争案，让吃瓜群众吃了个饱。

宗庆后的遗产纷争案，集齐了家族企业传承中的所有元素。包括：非婚子女、财产纷争、遗嘱安排、股权争夺、海外信托设计、跨境法律诉讼、新君老臣权斗、企业战略转型。

最新的消息是，该案件8月1日将在香港高等法院进行聆讯，预计会是一个程序性的流程。

关于纷争案的来龙去脉，以及宗氏家族中各成员所扮演的角色，已经有太多的报道，这里就不赘述了。

目前案件的核心焦点集中在三点：一是宗庆后在2003年口头指示设立的离岸信托是否有效成立；二是宗庆后在2020年设立的遗嘱是否有效力；三是非婚子女的继承权问题。

这场争产案的法律层面极其复杂，是因为跨越香港和内地两个法律管辖区，而跨境法系存在差异。

目前，香港法庭审理信托诉讼，已将裁决延期至2025年9月，等待杭州DNA亲子鉴定结果，以作为重要参考依据。杭州中院则并行推进股权确权诉讼，暂未公布开庭具体日期。

因为两地法院分别依据普通法（香港）与内地法律审理，最终裁判结果可能存在冲突，也在考验两地跨境司法协助机制。

宗庆后遗产纷争案，是一个异常复杂的标杆性案例。无独有偶，杉杉集团也刚刚结束一场惨烈的“宫斗”，表面上是”太子出局、后妈上位“，但结果是企业元气大伤。

为什么内地家族企业的豪门恩怨越来越多？之前都是在影视剧或者香港家族才看到的场景，将来会在内地家族频繁上演。

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时间到了。

内地的第一代民营企业家都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开始创业的，也就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年龄大概在三四十岁，到如今普遍七八十岁的年龄，到了必须交接班的时候。

但中国有很多民营企业家未订立正式遗嘱，甚至“忌讳谈论身后事”。这和欧美、中国香港一些“老钱”家族早早进行传承规划形成鲜明对比。

而且，内地的第一代民营企业家在创业初期都是草莽式生存，抓住时代红利快速发展，这导致两个问题：一是在家族和企业治理结构上不清晰，很多都是创始人一言堂；二是在家族精神与文化建设上严重缺失。

绝大多数的民营企业家都是大家长式作风，就如宗馥莉所说，“没有了宗庆后，娃哈哈等于零”。

作为对比，也有内地的一代企业家在家族和企业的治理结构方面做得比较好。

比如龙湖集团吴亚军在2018年设立家族信托，将股权拆解为“B类股（10倍权）由本人持有，A类股由子女持有”，即便2021年离婚也未影响企业控制权稳定。

再比如方太集团的茅理翔交班时引入6名外部董事，家族仅保留“战略方向一票否决权”。

如果宗庆后早些完成血缘关系公证，早些设立不可撤销信托，将企业股权与现金资产分离处置，或者早些委托第三方机构保管遗嘱及资产清单，就不会留下如此棘手的纷争困局。

而中国内地的一些科技新贵，在三四十岁的时候就设立家族办公室，显然比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企业家，更早就意识到家族与企业治理结构和传承安排的重要性。

此外，中国的创一代普遍存在重“术”轻“道”的偏见。他们在成长经历中的物质财富匮乏感和对私有财富的不安全感，让其忽视家族梦想的缔造和优良家风的建设与传承。

而且，家风传承需要与时俱进，不再是一味的“道德说教”，而是要和家族信托等金融工具结合起来，与家族宪章、家族委员会相互融合，才能真正的执行落地。

特别是当很多一代没有受过高等教育，而二代往往是海外教育背景，就更需要情法共治，构建现代家风传承体系。

宗庆后遗产纷争案进入到白热化阶段，这个案例必将载入中国商业史册，而豪门恩怨也将会在中国内地频繁上演。

家族企业传承，吃瓜群众看的是遗产分配或宫斗式的胜负，但更重要的，是治理机制的长期构建。

民营经济发展对中国经济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而家族企业传承则是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健康成长最为关键的一环，

它不是小事，更不是闹剧。